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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长春职官那些事儿(八)

时间:2018-04-03 06:44:16  来源:长春晚报  作者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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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吉林将军长顺关于长春知府人员的奏折。杨洪友供图

  长春晚报记者 赵娟

  通讯员 杨洪友

  清末的长春,由抚民厅升级为长春府,其背后有怎样的社会背景?而这一升级,是如何实现的,它给长春带来了怎样的影响?历史上,长春和农安之间的边界之争到底是怎样的?本期老长春,为您讲述长春府建立的经过,以及相关的人和事。

  长春快速升为府治的背后

  清光绪八年,长春厅和伯都讷厅都从理事厅改为抚民厅,仅7年后,长春厅就升为府治。而伯都讷厅一直到光绪三十二年才升改为新城府。长春为何这么快就升为府治呢?

  首先,是适应当时经济发展与社会形势的需要。长春改为抚民厅,是当时的吉林将军铭安官制改革的重要部分。长春自马傻子农民军开始,流民逐渐增多,难于管理。而当时长春的经济和社会形势,与省会吉林差不多,正常情况下,是可以和吉林一起升为府治的。吉林将军铭安心中也有这样的打算,但迫于经费紧张,只能“因陋就简”,因此,长春当时仅仅是改为抚民厅。这一点,后来的吉林将军希元曾谈到过。可见,在铭安心中,长春早就该升为府治了。

  其次,从清道光七年到道光十三年,长春厅先后增加了农安乡和东西夹荒,幅员广大。经过近百年的发展,长春厅境内屋宇栉比,鸡犬相闻,三里一小屯,五里一大屯,成为吉林省东部人烟最稠密的地方。与此同时,治安也成了极大的问题,当时辖区内奸宄匿迹、命盗等案大量增加,长春厅通判对这些大案进行勘验时,因地域辽阔,路上要耽搁很多时间,由此造成公事积压;另一方面,一些人因为打官司需要大量金钱,成为被告后,抗传不到等现象也比比皆是,由此造成官民交困、政教难孚、讼狱滋丰的局面。要解决这个问题,最合理的就是仿照吉林厅模式,在农安设县,长春升府,由府管县。吉林将军希元曾说,自己刚上任时,就听说长春是最难治理的地区,后来的经历,更加印证了这一说法,长春改设知府,并于农安设县分治,是形势使然也。

  还有一点就是长春升为府治,可以选更加优秀的官员来管理。长春抚民厅的7年间,就换了7任职官。铭安本来是想通过官制改革来强化社会综合治理,但过于频繁的官员更换,让他的想法难以实现。好在李金镛在任3年,治理还是颇有成效的。之后的吉林将军希元也想因地择人,他在选择长春厅官员时,没有实行正常的奏补,他认为奏补来的官员,能力不一定能达到要求。但在李金镛后,希元委任的毓斌和善庆,也都因“举措失宜,不得久于其任”。经过几年的实践,吉林将军希元意识到,要把长春厅升为府治,因为“知府权势较重,可以随时措置,因地制宜”,这样,对长春的治理是大有裨益的。

  从成本上来说,当时的长春已经建了养正书院,升为府治后,衙暑、监狱、学署都可以用原来的,只是增加了行政人员的开支。可以说,长春厅升为府,已经水到渠成。

  长春府是如何建立的

  早在光绪十三年,希元就有长春厅“分建府县之请”,正议办时,河南郑州黄河决口,河南、安徽几百万人受灾。为了修堵决口,赈济灾民,清政府向各省筹款。吉林省这时的工作重点全放在“郑工筹款”上,长春厅升府之事就被搁置了。第二年,希元重拾此事,从吉林派出了候补知府王鸣珂和当时任长春通判的善庆,对长春进行全面“履勘”,绘具图说,提出长春与农安划分计划,这份计划由吉林分巡道转报给希元。

  当时的希元已确定要离任,由长顺来接替他。但他还是在光绪十四年七月,上奏了长春厅改升府治的折子。在奏折里,希元汇报了长春厅升府的原因和意义,并提出种种设想。他在最后动情地说,自己知道这是“事关官制,未容轻议更张”;但他“去任有时”,却不能“自安缄默”,一定要把长春地方的真实情况汇报给皇帝,是“为民隐计,为吏治计,为地方久远计,无他念也”。希元在任期间,为长春派来李金镛,长春人可谓受益匪浅;这次在离职之前,又将长春升为府,长春历史从此翻开新篇章。希元对长春的贡献,可谓居功至伟。

  清光绪十五年,朝廷同意了希元的建议,长春升为府治。从此时到清末的20多年,形势发生重大变化,既有如商人罢市案、西夹荒抗丈案等内部事件,又有义和团运动中俄军侵驻长春达数年之久、日俄战争及俄国溃兵骚扰等外部问题。

  特别是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,日俄战争后的长春成为两大势力分界点,使长春成为三省通衢,经济与社会日渐发达,各方矛盾激化,管理难度更大,这些对知府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长春22年间有20任知府,也基本是一年一任,其中既有镇压人民反抗的如文韫、王鸣珂,也有如杨同桂、谢汝钦、王昌炽、孟宪彝等受到商民拥戴的官员。总体上,这些官员或出身军队,或在基层历练,都曾任实缺,多能很好地适应形势,努力对外抗争,为长春发展做出了贡献。

  长春首任知府怎样选出

  多年的土地开发造成民人之间、蒙民之间的各种矛盾,长春升府后,北部设署了农安县,下管一县,但其政务依旧很繁重,文献记载当时的情形时,描述由原来的“冲、繁,难题调要缺”,变为“繁、疲、难题调近边要缺”,这种变化说明长春社会管理难度增大了;而加入的“近边”二字,也突出了长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。因此,在长春首任知府选任上,当时的吉林将军长顺非常慎重。他认为,“非老成谙练之员,不足以端表率而资抚辑。”经过再三权衡,长顺看中了“老成练达,为守兼优”的同勋。从资格上来说,同勋“衔缺相同”,不用再送部引见,也不用有一年的试用期,少了很多周折。当年七月,觉罗同勋正式补授了长春知府,大约八九月间,就走马上任了。

  觉罗同勋是满洲正蓝旗人,由监生捐纳笔贴式,一直在兵部工作。此后不断升职,在同治元年的京官考核中,被称优秀,由此得到了可以担任道府职官的资格。后来他出任湖北安陆府知府,基层管理经验可以说是很丰富的。因为政绩,他本来是有机会担任道员的,但因母亲年老,奏改京职,调回北京。当时规定,在外做官的人要回到北京,必须降一级,这样,同勋就失去了做道员的资格。光绪八年,吉林升为府治,铭安向朝廷奏请派二员知府来吉,于是孙堪和同勋被派来了。在吉林,同勋转换的岗位特别多,比如双城厅、伯都讷厅、吉林府的主管官,还曾暂署吉林分巡道,因此,他对吉林情况非常熟悉。

  同勋在长春经受的考验

  据记载,同勋温文尔雅,言谈举止很有皇族贵胄之风,他亲自审理案件,陪审者只需要一名记录人员和一名役卒,这让原来借机可以敲诈索贿的胥吏没有机会上下其手。还有记载说他在双城厅审案时,凡是发现案情有疑,一定查问到底;如果发现吏役有勒索钱财的情况,即在公堂上予以杖责,使得一时风清气正,他也因此得到了人们的称颂。

  同勋任职长春后,即着手长春与农安的划分工作,比如双方边界的具体划分、财税分劈、生员的划拨等。虽说是府管县,但这次划分,就如兄弟分家一样,当时长春和农安界内没有地租,只有如牲畜交易税、烟酒税等杂税,希元的奏折中就已定好标准,即税款共同征收,扣除“一成书役工食,并酌留署内办公钱文”,其余的部分两家四六开,府六县四,各按原数,“分别解支,以符定额”。而长春府当时共有廪生、增生和生员130人,共分给农安县学22人。

  这次划分,在边界问题上为两家埋下了日后纠纷的伏笔。长农边界,从靠近农安县城开始,是以伊通河为界,这就导致农安城距线界只有十里左右。农安的乡绅们认为距离过近,一直在争取将伊通河东南岸的土地划给农农。直到宣统二年德惠县设治,以王皞民为首的农安士绅还在积极争取。就此问题,当时的东三省总督锡良已答应,在德惠设县时统一考虑解决。结果长春府何厚琦大力反对,因为如此一来,长春府约有十万垧土地就要被划入农安县,这也意味着长春府的大量警学捐款的流失,对长春府财政是个重大的损失。双方因此产生争执,官司一直打到了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吉林巡抚陈昭常那里,最后这一事件以王皞民受到申饬而告终,结束了双方长达20年的争论,农安乡绅的要求也未能实现。

  同勋在长春,面临的最大考验,是西夹荒农民的抗丈。长春西夹荒从道光七年起开垦,为了少交租,这里的民人于咸丰年间,几次与蒙古王公达成免丈协议,而且还在长春财神庙内立有碑石为证。随着新土地的开发,蒙古王公发现自己很吃亏,于是给理藩院打报告,要求推翻原来的协议,重新勘丈。光绪十五年,理藩院又不断地给吉林将军发信函、咨文,要求吉林对西夹荒进行丈量。当时的吉林将军长顺委派协领全福和长春知府同勋,在农历十月,前往西夹荒勘丈。西夹荒民风强悍,他们根本不会同意官府的这种违约行为。当时有个佃民首领刘勇,拿着咸丰年的双方协议“印文”,与官府据理力争,呈请免丈,但全福没有答应,于是1000多名佃户起而抗丈,抢夺了量地用的弓绳,把全福和同勋驱逐出了西夹荒地界。

  据《长春县志》记载,长春知府同勋没敢上报此事。但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。因为这不是同勋的私人行为,即使同勋不报,文福也会报告;而且有长顺的指示,那么同勋办到什么程度,必须要给长顺一个交待,如果隐而不报,那就是同勋的过失,会受到处罚。真实的情况,可能就是同勋和长顺,也不赞成蒙古王公的违约行为,借机进行了抵制。而在佃民那里,抗丈胜利后,开始走上组建团体,进行有组织抗争的道路,最后造成了光绪二十年的官民对立和清兵对佃民的屠杀。

  光绪十六年六月,同勋为审理重案,与吉林知府对调了岗位,直到第二年十一月回任长春,但也只有短短的3个月时间,就因病出缺,从此离开长春。此后几年的长春发生了两次震惊朝野的大事,对后来的长春知府王鸣珂和文韫形成了考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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